今天给各位分享杭州市上城区比特币案件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文 | 华商韬略 杨扬
这是中国公安机关侦破的首起利用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交易的特大跨国网络传销犯罪案。
案件案值超500亿，涉及31万余个比特币、917万余个以太坊币等数字货币，200多万人参与，传销层级竟然高达3000多个。
老套的作案手法，不同的交易媒介。这个“价值连城”的案件，就是由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破获的“Plus Token”网络传销案。
该案目前已进入审理阶段，这是我国公安机关侦破的首起利用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交易的特大跨国网络传销犯罪案。
2019年初，盐城市公安局首次发现Plus Token平台涉嫌从事互联网传销犯罪。同年6月，专案组民警分赴多个国家和地区，配合当地警方成功抓获躲藏到境内外的28名主犯。隔年3月又一举将涉案的82名骨干成员全部抓获。
这个曾被业内称之为“币圈第一大资金盘”的Plus Token平台来头确实不小。据悉，当该平台主犯被抓时，一度使得比特币价格狂跌30%。
据盐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梅继军介绍，2018年5月至2019年6月这一年多时间里，Plus Token平台共发展会员200余万人，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境外会员，层级关系错综复杂最高可达3000余层。
为了掩人耳目，Plus Token不接受现金交易，会员必须通过比特币、以太坊币等数字货币入会。但收益和佣金却是以“Plus币”的方式支付给会员，而所谓的“Plus币”是由犯罪嫌疑人自创的“虚拟货币”，根本不受市场认可。
据悉，该平台收取的会员比特币达31万余个，另外还有以太坊币等数字货币917万余个。按案发时市场行情计算，这些数字货币折合人民币总值500多亿元。
和以往的各种传销案件相似，此案也是通过制造一个“高大上”的概念来掩盖背后的骗局：犯罪嫌疑人们将Plus Token包装成一个集 科技 与梦想的钱包。让这个国内的传销平台成了披着羊皮的狼，摇身变成国外知名品牌开发的数字货币增值平台。
不过要想加入这个“高大上”的平台，必须要获得平台的“智能搬砖收益”，也就是必须要交出至少500美元的数字货币“门槛费”。而会员后续为了多赚钱，则必须发展更多层级的下线。
外人看来如此明显的骗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事实上还是人们的防范意识不够强，总幻想着“不劳而获”和“一夜暴富”，最终理想破碎，还落得个害人害己。
近年来通过创新与实践，经侦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我们已经在此类新型涉网经济犯罪中取得了进展，但警方也特别提醒，在各大传销活动中，除组织者和少数等级较高的骨干成员外，绝大多数人都是血本无归。
天上不会掉馅饼，广大投资者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对此有网友呼吁：“炒币的，炒区块链的，炒通证的都差不多是这种模式，监管部门和民众都要擦亮眼睛，继续严抓打数字货币擦边球的不法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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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起比特币网络传销案件杭州市上城区比特币案件，在今年7月30日正式破案，这是一个盘踞在境内外杭州市上城区比特币案件的特大跨国网络传销组织，涉及参与人员200余万人，层级关系复杂，上下层级多达3000余层。涉案金额总数高达400多亿元，算得上是所有破获的传销案件中涉及地域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犯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这起案件相对于以往的传销诈骗有着很大的不同，几乎可以算是一种新型的传销方式。它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借助了互联网进行传销，把隐藏在暗处的传销组织从地下搬到了大众的目光当中。 比特币网络传销，它从一开始的目标人群就和以前的传销组织不同，以往的传销组织主要是靠蒙骗那些没有充足的社会知识的青年人，或者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经济水平中下的人群，再从他们当中来发展下线。而比特币网络传销，采取了一种新的包装手段，靠着蹭“虚拟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热度，专门蒙骗那些对于这些知识一知半解的中高层知识分子，或者是那些手里有着大量余钱并且对这一方面感兴趣的城市居民。而且这个传销团伙是直接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的，并且在网络上给自己的平台做了大量的包装，以降低人们对他们的警戒心。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推广营销的公众号上仍然挂着那个传销组织粉饰门面的“战绩”。例如，“参加区块链峰会”“获得年度区块链影响力品牌”“会见了全球区块链技术专家”等。 对于一项新的技术来说，首先进入就意味着能够获得最大的那一块蛋糕，许多的商业精英们被这个粉饰的陷阱骗到并陷入其中，有的人直到案件破案再知道自己被骗的如此彻底，对于如此高的涉案金额，也是由于人们被这“巨大的蛋糕”迷晕了眼，才会让这些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一直对虚拟货币持高压态度，且政策层层加码。2013年五部委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否定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将其定性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到2017年，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币ICO；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下称《通知》），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并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并将追究相关境内从业人员的法律责任。随后国内的交易平台或暂停中国境内新用户的注册并清退存量用户，或直接永久关掉了交易服务。
至此，笔者也认为，目前虚拟货币在国内已经终结。但与之相关的案件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高发。在相关案件的刑事辩护工作中，我们始终无法绕开虚拟货币“价值”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对涉案的虚拟货币的“价值”进行举证及对其价格鉴定进行质证等工作。
下面我们以比特币为例，谈谈我们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证明其“价值”来源的一些思路。
1 价值来源——“共识”和“信任”
我们的货币 历史 ，经历了实物货币到纸币，再到记账货币的变迁。何为记账货币？就是以数字记录方式确定归属和转移的货币，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生活中早已习惯脱离实体钱包，只使用手机扫码支付，这种便利正是来源于记账货币的充分应用，我们之间的相互转账只是在彼此银行账户的数字上做加减法，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双方记账过程。而这个记账的权利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各个银行、三方支付机构和央行负责，央行拥有整个国家大账本的记账权，即“中心化记账”的方式，而我们之所以认为纸币及这些“手机中的数字”具备“价值”，是我们基于对国家的“信任”，是国家在这些“数字”背后的信用背书让我们达成了它们具备“价值”的“共识”。
同样，黄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其作为货币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信任”；钻石的价值，也同样是人们对其稀缺性及其背后的某种象征意义的达成“共识“”。所以， 价值的本质，其实是人们对特定物价值的“共识”和“信任”， 如果人们不对一个事物达成有“价值”的“共识”，那么很多我们认为“值钱”的事物，其实根本没那么“值钱”（包括钻石和国家发行的纸币）。
但纸币天然存在一个问题，无论是当年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政府，还是次贷危机和新冠期间的美国政府，都会出现无节制超发货币的现象，货币超发及经济危机往往引发通货膨胀，纸币大幅贬值。纸币之所以贬值，也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发行货币的“信任”在大幅降低，而对于的黄金等物品“价值”的“共识”提升，进而金价上涨。虚拟货币鼻祖比特币诞生于2008年次贷危机后期的美国，在此背景下，针对主权货币的通胀问题，其被设计成“去中心化”和“总量恒定”等特性。
随着人们基于对这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达成“共识”，产生“信任”，虚拟货币才产生了“价值”。并随着达成“共识”、“信任”其“价值”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以比特币为例，2009 年1月，中本聪挖出第一枚比特市时，市场对此新生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形成对其“价值”的“共识”，所以，此时比特币的价格为0美元。2010年5月22日，美国人拉兹罗首次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25美元的披萨（首次比特币交易，拉兹罗也是首次使用显卡挖矿的人），那么它的价值变成了0.0025美元。2013年4月，塞浦路斯发生经济危机，当地居民不信任迅速贬值的塞浦路斯镑货币，而纷纷抢购比特币，导致比特币价格飙涨8.8倍。当2013年11月比特币达到8000人民币阶段高点的时候，中国五部委《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发布，严重打击了人们对其的“信任”，比特币价格随之大幅下跌，同样在2014年，全球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MTGox破产，冲击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任”，让其价格跌入熊市……此外，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和最长链机制保证了比特币不可篡改，且每一枚币都可以追溯诞生及交易的 历史 ，具备不可伪造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增加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共识”。
所以，虚拟货币是基于人们对达成“共识”、形成“信任”的程度，而产生了其价值，并基于“信任”的程度大小，而直接影响其价格。
2 价值来源——“获取成本”
虚拟货币有两种获取发生——“挖矿”和“交易”。
先说说“挖矿”，以比特币为例，其原始产生就是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指“矿工”借助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求得方程式的特定解的过程，第一个求得特解的“矿工”能够获得新增“账本”的记账权，从而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励。计算这个特定解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运算，同时比特币在设计之初就被制定了一套规则，算力每过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次，这意味着挖矿的难度也在上升，也让成本（主要是显卡等硬件）大幅提高。
同时，随着挖矿所需要的算力提高，挖矿难度增大，个人能挖到比特币的概率越来越小，也就逐渐发展出规模化的矿场，也就是聚合n多台矿机的算力一起挖矿，挖矿从个人挖矿转变为矿场或矿池，一个矿场的成本有：建设成本、设备成本、维护成本（包括店里成本和人工成本）、网络成本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那么虚拟货币的挖矿过程，同样投入了具体的（劳动力）“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可以量化为具体的（虚拟货币）商品价格。早在比特币诞生的2009年，一个叫“新自由标准”的用户，就在比特币早期论坛上提成通“生产成本”计算比特币价格的方法。他认为一枚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应为：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要的平均电量是 1331.5 千瓦/时，乘以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美元，除以112个月，除以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最后的结果除以1美元，得出1美元=1309.03比特币的定价结论。
至于“交易”的获取方式，无论是直接使用法币交易，还是使用法币兑换虚拟货币后再进行交易的方式，只要最终能够与法币达成某种“汇率”的自由兑换，它背后自然存在确定的价值。
如我们在 《谈虚拟币诈骗案件的辩护要点》 文中所述，实务中我们需要区分非主流货币中的特殊币种，通常所称的类主流币（山寨币），他们在技术模式上与主流币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有自己的真实项目、基于区块链底层技术、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划执行，常见的山寨币有EOS、BTM。针对这类涉案虚拟币。在实际辩护中，我们应当重点证明这些 虚拟币符合流通性，与主流币或者法定货币能够自由兑换的特征 。
我们前年承办的浙江某虚拟币诈骗案，工作重点就是放在搜集其在境外某交易平台能与比特币自由兑换的证据材料，即证明该类非主流“山寨币”可以与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交易，最终能够变现成法币的特征，证明其具有财产属性。
此外，如无法达到上述标准的虚拟币，一般属于空气币和传销币。空气币，顾名思义，就是在实际发展中，没有任何产品或业务落地，单纯发币圈钱跑路而已，如已经跑路的英雄链、超级明星、太空链等等。传销币，则是打着区块链之名，行传销之实的货币，如此前轰动一时的深圳普洱币等，我们也在 《谈虚拟币传销案件的辩护要点》 一文对传销币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
由于区块链的“新 科技 ”外衣，加之其虚拟属性，导致司法机关长期以来对其价值真实性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区。我们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虚拟货币去中心化，没有发行政府及权威机构做信用背书，且交易价格波动巨大，并不具备货币属性也不宜作为货币使用。但其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应定性为一种无记名的有价证券，这不仅于民法层面拥有充分的物权理论支撑，同时也能被进一步解释为《刑法》第92条所规定的“财产”，所以，针对该类型的网络诈骗，从鱼龙混杂的“币”中，区分出主流虚拟币以及可以流通的“山寨币”，是对抗诈骗指控的有力辩点。
3 价值来源——司法认定
1、十部委《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改变了主动民事判决中“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方向，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的认定虽受政策影响大，但尚不明确。
2021年9月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则彻底直接将虚拟货币相关行为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随后内蒙古、云南、安徽等省份及相关机构，先后发布了12条打击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的监管政策，这也同时改变了很多民事判决对“挖矿”合同效力的认定。
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在王铁亮诉火币网一案判决中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进行比特币的投资和交易，当事人应当自行承担交易风险，双方缔结的 合同有效 ，虚拟币交易合同 不属于合同无效 的法定情形。
2018年10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在陈国贵与浙江亿邦通信 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判决中也认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并未禁止 比特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 未禁止 买卖比特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币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 合同合法有效 。且而交易中的买家不属于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不能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十部委《通知》发布后，多地法院的案例开始基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比特币“挖矿”合同无效。如北京东城法院在“勤某公司诉云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判决中认为：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挖矿”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投资者须自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从行为效力上看，“挖矿”活动电力能源消耗巨大，案涉多台“矿机”日均耗电量极大，且生产交易环节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社会 稳定衍生风险突出，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性工具， 与《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相悖，属于行政法规禁止投资的淘汰类产业，违反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合同 ；从责任负担上看，比特币“挖矿”活动中出现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及由此引发的投资损失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因双方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故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方自担 。
同时各地法院关于虚拟货币的认定也并不明确。
在（2018）浙11民终263号丁建强、陈映光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因本案的虚拟货币非我国规定的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当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由于案涉标的物本身的不合法性，涉及该标的物的交易行为亦不受法律保护，因此认定因案涉合同无效。
2020年5月《民法典》颁布后，多地法院一改先前对于虚拟货币不予保护的态度，基于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要求，很多法院都采取认定虚拟货币合同有效的司法裁判。如2021年5月济南中院在(2021)鲁01民终3796号中对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予以认可。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所设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等特点，具备了权利客体的特征，符合虚拟财产的构成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涉案的公民的合法虚拟货币财产权益依法给予法律保护。
虽然主流裁判规则如此，但综合全国近几年的判决来看，对于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是否有效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笔者认为，正是近年来国家对于虚拟货币投资一直持严厉态度，并频繁升级的监管政策，司法裁判才会短期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例，更把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告，未来人民法院对虚拟货币纠纷案件也会更多的减少虚拟货币财产保护，需要公民自担风险。
2、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在司法实务中，虽然刑事领域对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仍存争议，但早在2017年七部委《公告》发布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浙10刑终1043号判决中即有认定：被害人金某付出对价后得到比特币，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也代表着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财产，应当受刑法保护。因此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窃取了被害人的比特币后，再将其售出所得款项计人民币20余万元到了其个人的银行帐户，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2020）粤0304刑初2号判决认为，以太币在中国境内岁不能作为货币流通个，但其作为一种虚拟财产，其所有者能够对持有的货币进行管理、通过特定方式进行支付、转移且能够使用货币公开进行交易，具有一定经济价值，属于刑法上的“财物”。
2013 年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被盗财物有有效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所以被害人的账户信息变动详情可由代币交易平台出具证明。除此之外，刑事案件处理中还存在以当地物价局出具的比特币《价格鉴定结论书》为其价值依据，如“武宏恩盗窃案” (2016）浙10刑1043号，及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出具的虚拟货币价格证明，如“胡志凯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2015）东刑初字第1252号。
所以在众多刑事判例中，虚拟货币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具备“价值”，可作为财产类犯罪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夏律师，中南 财经 政法大学硕士，，曾任职检察院、政府办等部门。先后获无锡优秀专业律师（刑辩类）、无锡市名优律师培养对象（优秀骨干律师）、无锡优秀律师团队（2016、2018、2020）、无锡律协优秀个人会员（2018、2021）、首届华东律师辩论赛优秀辩手、无锡优秀专业案例、江苏产业人才培训优秀讲师等荣誉。
要受到法律保护，你应参照如下几个条件，看看是否能全部满足：
1、截止到事件发生之日，该网站是合法运营的；
2、你所进行的比特币交易是合法的，未受法律限制或禁止；
3、你所赚取的利润是得到法律承认的，依法可以获得分配并归你个人所有。
如果上述条件满足，你应当可以就此获得法律保护，将来案件侦破，你应当可以受害人身份要求民事赔偿，但不保证可以全额获偿。
一般情况下，如果公安机关立案追查的，案件经过多久都仍会受到责任追究；如果公安机关不立案，可能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刑罚的，经过5年就不再追究了。可是，法律还有规定，如果在此期间受害人提出控告，有关机关应予立案而未立案的，不受追诉时效期间限制。你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因为公安原因未立案，本案依法应不受追诉期间限制，过多久都不会散失追诉效力。
从事虚拟货币或者想要从事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不得不了解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定性
《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发布日期:2013.12.03
生效日期:2013.12.03
时效性:现行有效
文号:银发〔2013〕289 号
通知明确比特币的四个主要特点:
1、没有集中发行方
2、总量有限
3、使用不受地域限制
4、匿名性
从而进一步指出，比特币尽管被称为“币”，但是由于其不是由 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因而不能被视 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从性质上看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是一种特 定的虚拟商品，比特币等的交易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商品买卖 行为，普通民众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的自由 。
案例: ;wf r=spiderfor=pc
2019 年 7 月 18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一起涉及比特币的网络财产侵 权纠纷案件公开开庭并当庭宣判。法院审理认为，比特币具有财产
作为权利客体需具备的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应认定其虚拟 财产地位，比特币作为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给予了肯定。
二、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发布日期:2017.03.15
生效日期:2017.10.01
时效性:现行有效
文号:主席令第六十六号
民法第五章民事权利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 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这是我国民法第一次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做出规定，尽管此次规 定并未在法条中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定义及特性做出明确规定，但是 仍需肯定此次立法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民事权利，归入民法保护范 围的重要意义。
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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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版权属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所有)
2018 年，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受理的股权转让合同纠 纷的真实仲裁案件，本案系股权转让争议，因涉及 BTC(比特币)、 BCH(比特币现金)和 BCD(比特币钻石) 此类特殊类型的物，属于新 类型案件。
目前中国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尚未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的 概念、法律属性、交付流转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仲裁庭在现行法 律体系下，依据《民法总则》、《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案涉合 同的约定，结合诚信原则以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理念，肯 定了比特币的财产属性，依法予以保护，妥善处理了私人间比特币 契约纠纷。
三、法律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发布日期:2006.10.31
生效日期:2007.01.01
时效性:现行有效
文号:主席令第五十六号
根据《反洗钱法》的规定，洗钱行为指的是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 瞒毒品犯罪、黑 社会 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所得 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
由于比特币及类似网络虚拟货币、虚拟财产具有的匿名性、便利性 等特点，使其很容易成为洗钱犯罪的犯罪工具，因此在对网络虚拟 财产予以合理的法律保护的同时，还应当在实践活动中谨防借助其 进行的洗钱犯罪。对于这样的犯罪手法，司法实践中已有判决案 例，应当引起重视。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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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例中，犯罪分子利用虚拟货币的隐蔽性、以及可以支持境外交 易等特点，将诈骗款项成功转移到境外的银行账户中，从而使警方 难以追查。根据嫌疑人所述，警方调查核实发现，他们通过数字货 币为诈骗团伙“洗钱”不到半年时间，就获利人民币 30 余万。
《刑法》
发布日期:2017.11.04
生效日期:2017.11.04
时效性:现行有效
历史 修订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07.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 修订)[1997.03.14]
类似违法犯罪活动一度高发，在 社会 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对于虚拟货币等虚拟财产可能涉嫌的传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 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等行为，我国刑法分别以第一百七十 九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规定 予以规制，保护 社会 关系不被侵犯，保证 社会 秩序正常运行。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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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描述:269 万余人参与、最大层级 3293 层、收取比特币(BTC) 314211 个、比特现金(BCH)117450 个......价值人民币超 148 亿。 由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破获的PlusToken传销案11月19日由江苏省盐 城市中级法院终审宣判。
四、禁止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发布日期:2017.09.04
生效日期:2017.09.04
时效性:现行有效
由于国内通过发行代币形式包括首次代币发行(ICO)进行融资的活动 大量涌现，投机炒作盛行，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严重扰乱了经 济金融秩序。
因此，包括“一行三会”在内的七部委联合发文，再次重申代币发行 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的性质: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 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 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与此同时，对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予以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 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并且要求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不停止的的代 币发行融资活动以及已经完成的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 为。
七部委的此次发文主要是由于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存在多重风险， 包括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等，很容易引发 群体性金融事件，危害金融市场稳定，因而予以禁止。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的失效，就虚拟货币作为 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而言，还是要依照民法总则的规定，即“法律对 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案例一(对代币发行的禁止): ;wfr=spiderfo
r=pc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被告人郝铃声、杨放伙(二人 均系二审上诉人)同崔某 等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天易家 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易家禾公司)的 名义，通过会议、 培训和发展下线等方式向 社会 公众公开销售 LCC 影视区块链虚拟 货币(以 下简称 LCC 币)，并宣传该币只涨不跌，以高额回报为诱 饵，吸引公众投资。
期间，被告人郝铃声以香港三道集团执行董事等身份参与 LCC 币 宣传推广会议的讲课，被 告人杨放以天易家禾公司执行总裁“杨舜 琂”、“杨明心”等名义参与 LCC 币的招商会，向 社会 公众进行推广 宣传，并向部分投资者提供收款银行账户以及代为收款购买 LCC 币。
2018 年 3 月，多名投资人发现 LCC 币交易网站无法登陆交易后 进行报案，经统计，报案的 700 余名集资参与人中提供转账记录的 85 人(部分为集体报案人)，所涉投资数额总计人民 币 22842621.25 元。同时，该团伙将 LCC 币转换为柏拉图 PTO 珠宝区块链虚拟 货币，以期继续吸引投资。
案例二(对于虚拟货币作为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仍给予肯定):
2018 年 8 月 24 日，原告葛伟鹏与被告王志兵签订的《协议书》 中约定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在某交易所交易所平台购买数字货币进行 投资被告，该投资协议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到期，到期日被告兑 付原告本金和收益。原告应于 2018 年 9 月 8 日前，将人民币购 买的数字货币汇至被告平台账户，被告也提供了内部转账地址。
2018 年 9 月 7 日，原告葛伟鹏向协议中提供的账户转入 6000 个 USDT。2018 年 9 月 8 日 原告葛伟鹏向协议中提供的钱包地址转 入 1 个 BTC。到期日截止后，被告并没有及时兑付原 告的 1 个 BTC 与 6000 个 USDT 及相关收益。被告便在 2018 年 10 月 8 日向原告葛伟鹏出具 《欠据》，并载明欠葛伟鹏人民币壹拾叁万元 整(130000.00)，保证所欠全款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之前还清， 超期未还款项，违约金按照超期未还金额的每日 0.08%执行。
此后，被告王志兵陆续向原告支付宝转账 9 笔人民币，共计 4150 元，剩余款项并未偿还。
“币圈第一大案”PlusToken案二审在江苏·盐城宣判。案件涉及参与人员200余万人，层级关系多达3000余层，涉案数字货币总值逾400亿元。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一份二审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被告人陈波、丁赞清、彭一轩等14名被告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陈滔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二年至十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由
18年被告人陈波架设搭建Plus Token平台并开发相关应用程序，开始从事互联网传销犯罪。被告人陈波除以数字货币支付相关平台推广费用外、支付其他平台工作人员费用外，另通过变卖数字货币变现超1.45亿元。
200余万人参与、层级关系高达3293层
PlusToken是披着“区块链”外衣诞生的。作为此前的“币圈第一大资金盘”，PlusToken以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打着提供数字货币增值服务的幌子，实质是网络传销。
PlusToken启动于18年，宣称是继IMtoken之后，全球第二大数字货币钱包，提供数字货币存储服务。在存储数字货币的基础上，PlusToken添加了智能狗搬砖的功能，推广用户开启智能狗有十层搬砖奖励。（所谓搬砖，就是在不同市场里低买高卖。）
币圈的搬砖大致分为两种:
1、单向搬砖：更多是需要用户手动操作，从价格低的交易所买币，然后打到价格高的交易所卖掉，赚取差价；
2、双向搬砖：是在两个交易所同时买卖，需要两个交易所都有资金才行。
“投资者对区块链行业缺乏深入的了解，PlusToken所谓的搬砖套利在很早以前确实可行，但是现在随着市场逐步完善，几乎没有搬砖套利的空间。”
但据盐城中院裁定书显示，PlusToken平台没有任何实际经营活动，只是以互联网为媒介在我国及韩国、日本等国传播。
其对外宣称拥有“智能狗搬砖”功能，实际并不具备该功能。
“智能狗搬砖”的宣传也只成为一种套利方式。平台要求参加者通过上线的推荐取得该平台会员账号，缴纳价值500美元以上的数字货币作为门槛费，并开启“智能狗”，才能获得平台收益。
另外，PlusToken还将账户还分为了几个等级。
平台根据发展下线数量和投入资金数量，将成员分为会员、大户、大咖、大神、创世五个等级，并按等级高低发放相应数量的“Plus”币作为奖励和返利。
大户可额外获得5%返佣，大咖为10%，大神则为15%，创始之类获得平台额外的月度分红和年底分红。
这是很明显的传销特征。
19年初 ,盐城公安机关接到报警，有人利用Plustoken网络平台进行传销犯罪，盐城市公安机关对涉案嫌疑人立案侦查。
在公安部协调组织下，专案组民警分赴瓦努阿图、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配合当地警方成功将藏匿在境外的2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同时在境内也抓获1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20年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将涉嫌传销犯罪的82名骨干成员全部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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